書名：《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
內容簡介：數位科技如何收編人身自由、改造眾人靈魂？連傅柯都不曾想像過的真實版監視場景！冒著人身安全風險進行長達五年的深度調查，《華爾街日報》得獎記者李肇華（Josh Chin）、林和（Liza Lin）
聯手探討這個最前沿，同時也最複雜難解的主題——「監控國家」。「人在做，天在看」的實景場控──當數位科技成為監控技術，再進一步成為治理技術，監視與預測的手段未必永遠奏效，只要你時刻謹記「有人在看」即可。
場景一
打開地圖導航、發動汽車，一路暢行無阻。自從城市交通系統會自動監測每輛車後，違規與事故大幅減少，他再也沒塞車過，也才有機會欣賞如此乾淨整潔的街道，一有落葉、垃圾乃至流動小販，感測器就會通知管理員來處理。他拉下口罩，將臉對準掃描機，除了顯示體溫之外，辦公室的大門亦隨即打開，機器人送上今日信件。午餐時間櫃檯攝影機掃描了他取用的餐點並計費，接著他去商場逛了一圈，在虛擬實境的鏡面上他試穿了三十件襯衫。下班前手機跳出了Ａ市的飯店廣告，他訂了房間也在線上買了車票——他總是在這個時候出差。
場景二
出門前他再次確認口袋裡的身分證，沒了證件他將寸步難行。他發動汽車，不久就被路障引導至崗哨，警察用手機掃描了他的證件及臉部，問他最近是否去過某地，他心頭一緊，但他知道只能誠實以對，因為對方擁有他無從得知的資訊。他說是，警察不置可否地看了看他，接著放他通行，他鬆了一口氣繼續上路。過去曾熱鬧非凡的街道如今空蕩不已，愈來愈多的人消失，他用通訊軟體聯繫親友卻沒有收到回音。他開始覺得在車裡也不安全，好像隨時隨地都有一雙眼睛在看著他，等著他犯下連他也不知道將會是什麼的錯事。
在本書中，作者以令人顫慄的細節描繪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監控意志如何透過科技巨擘所提供的數位技術、「安全便利、公共利益」的糖衣包裝，或利用人性的恐懼進行恫嚇，滲透至日常生活。在此之中生活的人們，時時刻刻在有序、安全的「烏托邦」與隱私暴露、身不由己的「監獄」之中反覆橫移，端賴你在國家預測的「社會安全性」為何。同時，揭示當今民主社會在面臨已有極權政體與高度發展且誘人的監控科技緊密結合時亟需回應的一記大叩問：數位烏托邦與數位警察國家之間的邊界在哪？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之間的平衡又在哪？隱私該如何被定義？
本書從新疆維吾爾人的處境開始，人們的證言揭露了中共如何以科技力量取得生物數據等資訊控制人身行動；並梳理監控的概念在中共環境中的紋理與脈絡，顯示出人工智慧嵌入社會治理的想法如何與中共維穩的野心合謀，與有利可圖的監控產品及科技產業合作，並且向外輸出誘人的「中國解方」；同時國家亦由上而下地動員所有國民加入科技烏托邦的實驗，人們或投入、或畏懼，或在這之中反覆改變立場。最後，作者亦指出，在數位科技持續革新的現在及未來，民主國家乃至個人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如何回應這些數位科技，並找出一條讓監控技術相容於隱私、選擇及言論自由的道路。
作者介紹：李肇華 ，《華爾街日報》中國分部副局長，在此之前，他為該報報導有關中國政治和科技新聞超過十年，並帶領調查團隊獲得二○一八年國際新聞報導最高榮譽羅布獎。二○二○年擔任新美國智庫研究員，並獲丹．博爾斯獎章。他出生於猶他州，目前往返於首爾和台灣之間。
作者介紹：林和 ，《華爾街日報》記者，負責有關數據和隱私權的相關報導，也是二○一八年國際新聞報導獲得羅布獎的一員。在此之前，她曾任職於彭博社和彭博電視台。
搶先試閱：〈家門口的反烏托邦〉
他們先是採集了塔依爾．哈穆特（Tahir Hamut）的血液。接著是他的聲音和指紋。最後又將他的臉部做了存檔。
那名警員指了指一張放在相機對面的凳子，塔依爾感覺到一股倦意襲來。他和妻子瑪爾哈芭（Marhaba）已經在這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裡耗了整個下午，一語不發地在每個新的關卡等待，卻不敢詢問為什麼警察要找他們過去。那些警察守口如瓶，每個都面對自己的電腦，活像一個個急躁的機器人，用著帶點威脅意味的平淡語氣發出指令。
在中國其他地區，警察不過就是一群地位高尚的保全。他們沒有配備武器，而且訓練不足，你偶爾會在街上看到他們在被告知不得霸占公共空間而心懷不滿的一群退休長者面前認輸敗退。但在新疆就不一樣了。在這個國家位於中亞門戶、遙遠的最西疆裡，警察可不好惹，而且都裝備精良。和他們的任何互動，都帶著某種可能會引發暴力衝突的危險氣氛。如果時間短暫，這種緊張氣氛還可以忍受，但若要面對他們好幾個小時，那可就累人了。
塔依爾在凳子上坐了下來，看著警員擺弄那台相機。那台相機配備的不是一個大鏡頭，而是三個在黑色罩子上水平並置的小型鏡頭，罩子的長度和厚度與一根小警棍相差無幾。他拍片拍了不只十五年，卻從來沒看過那樣的東西。
那名警員要塔依爾坐直，接著調整了三腳架，直到鏡頭線和他的臉部中央完全對齊。那台相機有傳輸線連接到他對面桌上的電腦。操作那台電腦的女人用單調的聲音發出指令。轉到右邊，然後轉到左邊。然後轉過來面對鏡頭。然後往上看，再往下看。
「慢慢轉，」她說道。「但別太慢啊。」
塔依爾挺直背盯著鏡頭看。他將頭轉向右邊，然後停了一下，再轉回左邊。
「停，」那個女人說道。「太快了。重來一次。」
塔依爾重新又轉了一遍。但那名警員再次要他停下。這次太慢了。
第三次終於搞定。就在他轉動頭部的同時，他的皮膚反射著頭頂上方螢光燈的光波，而鏡頭則捕捉了那些光波。相機將光波轉化成好幾串由一和ま組成的數字，再輸入電腦裡，而電腦裡的程式則將那些數字轉成一個數學圖像。程式將數字組合起來，標示出他高挺的鼻梁和深沉的膚色——那是像他這樣的維吾爾族，和在中國占優勢地位的漢人族群之間的典型差異。那些數字記錄了他眼皮微腫的雙眼，以及薄薄的嘴唇；他熟練地擺出面無表情的樣子。電腦程式也給出了其他數字，用來代表他那向後梳齊、有些灰白、瀟灑及肩的頭髮——在烏魯木齊這樣一個位於北京以西千多公里遠的內陸城市裡，這種大都市的時髦髮型顯得格外突出。
等他完成之後，那個女人要他張開嘴巴，然後再闔上嘴巴。塔依爾盯著鏡頭，用嘴唇圍出一個大大的「Ｏ」形，彷彿金魚在大口喝水一般。等他闔上嘴巴之後，那個女人點了點頭。
「你可以走了。」
暈頭轉向的他站到一旁，接著輪到瑪爾哈芭。她努力地以固定的速度轉動頭部。每失敗一次，她的挫敗感就愈深。最後她試了六次。等她完成之後，他們夫妻倆沿著樓梯爬上警局大廳，然後步出警局，穿過一個剛設置的安檢門，走進傍晚的烏魯木齊。
遠方的山頂上仍有皚皚的白雪覆蓋，閃耀著五月漸暗的陽光。這個時節夾在該地區的嚴冬和酷暑之間，通常是新疆一整年氣候最舒適的時間。然而漸暖的天氣，卻未能驅散籠罩在維吾爾社區上頭的那股寒氣。
新疆是一片由山嶺、沙漠和草原所組成的崎嶇地區，面積大約是美國德州的兩倍；這個地區已經漂泊在中華帝國的邊緣長達數千年之久。新疆在一八まま年代末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清朝的統治者在當時把新疆設為行省，但就算過了一百多年，那裡感覺依然像是另一個世界。這種差異在維吾爾族占多數的地區更加明顯。維吾爾族是一個突厥穆斯林族群，他們的祖先來自散落在新疆南部沙漠裡的綠洲城鎮。維吾爾族的飛地聚落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伊斯坦堡，而不是北京；那裡有熱鬧的巴札（譯按：維吾爾語對「市集」的稱呼，源於波斯語）、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商店招牌，還有宣禮塔（編按：清真寺常設有用作召喚信眾來寺禮拜的高樓或高塔，源自阿拉伯語）召集信徒禮拜，這些東西都呈現出中國共產黨想要抹除的獨特認同。
黨中央在六個月之前啟動了幾個計畫，希望對新疆施加更強大的掌控，其程度前所未見。為此，地方政府開始在新疆全境織起一張由數位感應器組成的綿密網絡，以便更輕易地監控維吾爾族，以及該地區其他突厥裔少數民族。多年來，新疆早已充斥各種監控措施，但舊的系統需耗費大量人力。警察會為了追查某個目標對象的行動，而花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觀看錄影畫面、聽錄音檔。新的系統則使用人工智慧來解決人力缺乏效率的問題。這種系統可以同時從數百個監視器和麥克風匯入資料，然後在幾分鐘，甚至是幾秒鐘之內，就能全數掃描一遍、辨識出目標，讓維安部門可以快速出擊，在目標逃走之前逮補。
塔依爾和瑪爾哈芭開車回家的一路上，就有許多東西體現了這個正在持續擴張的監控網：嶄新的灰白色監視錄影器，像有害的藤壺一般爬滿了路燈柱和建物外牆；用鋒利鐵絲網包覆的金屬路障，將居民引導到大門口接受身分檢查；政府突然在大多數路口設置了新崗哨，手持黑色智慧型手機掃描器的警察不斷在此進出。
有愈來愈多的街區感覺起來就像戰區。
開著車時，塔依爾感到有點反胃，那是一種混合著疑惑和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他不知道警察做那些紀錄的用途是什麼，但從新疆當時的狀況來看，幾乎都可以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事。但最重要的是，警察最後讓他和瑪爾哈芭離開，對於這點他已經謝天謝地了。
他們夫妻倆最近從南疆的朋友那邊聽到一些故事，據說維吾爾族會被警察抓走，送去某個神祕的設施裡。警察把那些設施稱作學校，但不會說那些學校裡在教些什麼。沒人聽說有哪個被送去「學習」的人可以獲准回來。塔依爾心想，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遲早也會開始被送去那裡。
塔依爾也猜想，自己過去的經歷很有可能也會讓他消失。他是一位知名的藝術家，在新疆的知識分子圈裡很受敬重；他在保存、形塑維吾爾文化的工作中扮演具有影響力的角色，但共產黨卻把這些行為視為反抗的源頭。他有護照，也有出國的紀錄，這代表他可能曾和國外的新疆分離主義者接觸過。他年輕時也曾留下反抗政府的紀錄，比如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抗議中擔任領導人物——這個經驗甚至曾讓他被關進了勞改營。當他和瑪爾哈芭被叫去警察局時，他以為輪到他們要被抓去「教育」了。他們竟然可以走出警局，讓他難以置信。
其他人就沒這麼幸運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塔依爾和瑪爾哈芭看著他們社區裡的人變得愈來愈少。有天塔依爾在外頭散步時意識到，混合酵母和芝麻能夠喚起無數回憶的烤饢氣味突然消失了。那個經營烤爐的年輕男子不見了。很快地，其他年輕男子——肉販、水果販、司機——也開始消失。然後是中年男性和一些女性。人行道上原本一到週末就會擠滿人潮，此時卻變得空蕩蕩的，水泥鋪面上只看得到幾個腳印，彷彿聽得到踩踏時的回音。
不消多久，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就開始將愈來愈常見的監控措施、生物識別數據的採集工作，和人們開始消失這件事連結在一起。由於新設的安檢門激增，居民們必須隨身攜帶身分證件、掃描臉部，才能在城裡到處走動。維吾爾族的身分證和臉部如果觸發警鈴，便會被送往警局，然後再被送去那些神祕的學校。人們開始流傳政府建立了一個系統，會依據維吾爾族對社會的「安全」程度來進行分類。
隨著時間演進，塔依爾逐漸理解去過那個警局地下室代表什麼意義。政府現在掌握了他的生物識別特徵，而且他無法改變這些特徵。有了他的臉部掃描紀錄，監視攝影機便可以從任何角度辨識出他。如果這個新的系統認定他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威脅，他根本無處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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