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國家面前無愛豆》
內容簡介：強迫表態、分裂國家、犯我中華、雖遠必誅，人生三大階段是「出生、辱華、死亡」，明星有沒有例外？網絡民族主義與兩岸三地流行文化緊密交織，偶像屢屢被中國封殺，國家面前究竟有沒有愛豆？愛豆是不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國家面前無愛豆」（偶像），當涉及國家政治問題時，即使是自己喜愛的偶像也得往後退一步。這句說話後面的愛國激情，是國家利益至上，還是官方控制媒體？從分析中國媒體的「辱華關鍵詞」，到臺港中影視產業如何受到國族認同的影響——究竟偶像文化如今為何變成這樣？
官方微博直接影響網友的國族仇恨對象建構，從抵制藝人到封殺經濟來源，藝人在中國發展只能合流於官方意志，這是不是一種「官辦激進民族主義」？線上愛國運動是不是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了？以網絡為主的數位科技，我們必須關注溝通模式的多樣性、國族建構與想像過程的多義性，以及跨國/跨境論述對話的可能性。
作者介紹：，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班，就讀期間曾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交換。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靜宜大學、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包括媒體與認同、語料庫分析、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搶先試閱：〈娛樂產業的國族主義文化迴圈〉
若一九九○年代新一波的中國國族主義出現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產物，那是何種經濟運作的下層結構決定了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特別在本研究關注的「文化場域」（臺港中影視產業）之意識型態運作過程？本研究試圖引介社會學家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等人在一九九○年代提出的「文化迴圈」（the circuit of culture）分析架構，從「再現」、「認同」、「生產」、「消費」與「規範」五個端點，抽絲剝繭的詮釋臺港中影視產業的樣貌。
在杜蓋伊等人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書籍《做文化研究：索尼隨身聽的故事》（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透過分析數位隨身聽Sony Walkman如何成為全球流行產品的過程中，指出它並非只是一個商品，它還承載了一種對流行時尚、青少年文化的消費認同。藉由這個例子，杜蓋伊等人透過文化迴圈分析架構一一拆解Sony Walkman如何形構一個消費文化面貌。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影視產業中從藝人到電影、戲劇、唱片、演唱會等皆是商品，亦受到文化迴圈概念提及的再現、認同、規範、生產、消費過程影響，所以文化迴圈適合本文作為觀察影視產業與文化認同關係的研究取徑。
詳細介紹文化迴圈的五個分析面向，首先「再現」即生產者透過語言傳達文化意義，並影響消費者對於特定事物的認同（在網路時代，消費者亦能夠透過語言的再現影響生產者的認同）；「認同」是抽象的概念，對我群的認可，即是對與自身一致的對象建立共有共享的想像共同體；「生產」指涉及產品從設計、原料選取、生產方式、生產流程、產品銷售以至物流安排的完整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者會嘗試為產品附加意義，建構產品的象徵與符號以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認同，維護兩者的紐帶，促進消費意願。「消費」是指消費行為的日常儀式與實踐，消費行為涉及消費者的接受資訊方式、購買因素、購買習慣（時間、地點、次數）與價值觀等模式。最後是「規範」，包括政府組織的明文規定、法令，與潛在產業行規、社會規範，皆會影響產品的生產模式與再現。
每一端（再現、認同、生產、消費、規範）都涉及意義的產製，並與下一端相接合、連結在一塊。 除此，在意義的產製過程必須透過「語言」（包括影像、口語、寫作等）傳達，而「媒體」則扮演至關重要的中介角色，特別在現代傳播科技發達，促成全球性的傳播與溝通，使意義能夠在不同文化區塊流動進而相互影響。
無論是Sony Walkman抑或是臺港中影視產業內的藝人與其產品，除了都是具有豐富文化意義的產品，且都涉及了複雜的意義產製過程。而文化迴圈概念則提供了本研究一個分析架構，跳脫單純分析藝人認同爭議的文本論述，轉而從各種不同的面向去討論藝人認同爭議背後反映的整體臺港中影視產業的局勢變化。簡而言之，透過文化迴圈分析，本研究拆解貫穿於再現、認同、規範、生產與消費面向的國族主義元素。本研究先嘗試歸類臺港藝人的文化迴圈以做為例子說明，並預期在分析資料以後會有不同的複雜樣貌，請見圖：
處理資本主義、文化產業、國族認同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媒體」作為中介角色，過去文獻多有著墨。例如社會學家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研究印度板球運動的在地化過程，發現電視透過方言轉播除了為印度民眾與英語世界搭起溝通的橋樑，民眾觀看印度球員在國際運動場上為國爭光，則進一步強化了在地印度的國族認同。除此以外，阿帕度萊指出印度板球運動在地化的同時，也利於國際資本與在地資本的流動，從賽事的直播、轉播，到書籍、報紙報導、運動雜誌等周邊商品的販賣，一方面使印度民眾持續經驗「認同想像」的過程，二方面資本則從中獲利。 因而阿帕度萊認為「板球現在不再是將黑膚人和棕膚人社會化以符合帝國禮節的工具，而是動員民族情感以便建構跨民族奇觀和商品化的手段」。
其次，文化產業的跨國資本流通得力於全球化的現象，而「國族認同/在地認同」則成為跨國資本叩關在地市場的工具，學者Miller、Govil、Mcmurria與Maxwell將這個現象稱為新國際文化勞動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簡稱NICL），他們認為相對於跨國企業前往第三世界雇用低廉的人力資源製造有形的商品，無形的文化商品也經歷全球化的勞力重新配置。
以好萊塢全球化為例，一方面透過吸收國外演員，製片與拍攝場景外移等策略降低製作成本，一方面則反過來利用在地演員、場景、故事訴求，透過跨國合製等手段打進在地市場。對於全球化框架下的在地空間，則淪為好萊塢生產所需的場地及勞務供應地，並納入NICL的一環。因此，多元文化反而成為美國跨國主義的生意策略與市場延伸的工具。
學者Miller、Rowe、Mckay與Lawrence透過分析一九九○年代美國職棒聯盟MLB雇用海外運動員現象，進一步的闡述NICL如何運用在地認同/國族認同打進在地市場。一九九○年代美國職業棒球聯盟MLB面臨「生產過剩」的問題，過度高額的轉播權利金與職業選手薪資，迫使職棒聯盟往海外挖掘選手，降低簽約金，並且透過吸納、收編海外選手到職棒聯盟，更能夠吸引海外觀眾，打入當地市場。例如職棒聯盟早在一九八○年代在拉丁美洲設立棒球培訓機構，負責以低於本國價格的簽約金吸收當地年輕選手。以多明尼加為例，在二○○二年分別有八十九位多明尼加籍選手在大聯盟、一千五百六十一位在小聯盟，佔據職棒總選手人數達四分之一。在亞洲，來自日本的職棒聯盟年度MVP球員鈴木一朗，則替聯盟賺取每年約三十億美金的高額利潤（包括轉播權利金、周邊商品授權）。這意味著透過鈴木一朗，職棒聯盟成功打進日本在地市場。
NICL成功運作的因素之一，在於消費者對本地文化工作者的認同；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數位科技的發展，使位於世界各地的觀眾能夠透過衛星電視收看職棒聯盟，支持來自本國的同胞選手。NICL的核心即在於藉由媒體播送，使職棒聯盟不僅獲得相對低廉的高素質運動人才，還成功開拓海外市場。而運動資本主義結合/利用在地國族認同，促成了全球消費市場。
中國在經濟崛起以後，亦試圖透過「軟實力」影響其他國家，且不僅僅在於獲利，而是透過政府指揮意圖將中國文化灌輸全球。歷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透過「全球現代性」的概念，指出某些標榜自身特殊經驗的國家，雖然反對西方普世的啟蒙精神（民主、自由），卻接受全球資本主義框架，在強化自身國族認同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以「軟實力」名義企圖影響其他國家，成為另一個霸權。德里克舉例中國在全球創辦「孔子書院」發揚中華文化，並試圖箝制學校言論自由，排除異己。因此他認為全球現代性的展現即為全球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構連，皆是受到西方現代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勃興所影響。且「西方文化」的概念在這些大力提倡國族主義的國家，選擇性地被拿來定義何謂國族文化，並被挪用以鞏固少數人的權力而成為壓迫異己的工具。
以中國男子職業籃球聯隊為例（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簡稱CBA），研究者胡嘉洋觀察臺灣近二十年籃球選手西進CBA的報紙媒體再現，隨著中國經濟崛起，CBA挾帶優勢的經濟利益吸引各國優秀選手加入，成為在全球體系僅次於NBA的亞洲籃運中心，並對臺灣本土職業籃球聯賽SBL造成危脅，吸走本地優秀運動人才，進一步弱化SBL在本地的運作與層級。然而，作為臺灣政治軍事敵人與國族論述的他者──中國，則使得臺灣與中國在全球資本體系的人才流動出現矛盾與衝突。
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面向分析，胡嘉洋認為在政治上，報紙對於人才西進的現象選擇沉默與淡化認同議題，凸顯西進球員基於生存的務實考量；在經濟上，報導臺灣菁英球員異於一般球員的身價作為我群的優勢，並單純化人才西進的原因為「經濟利益」；在文化上，則強調臺灣與中國彼此運動文化的差異與衝突，描述臺灣球員到中國後的負面遭遇，以此強化我群的認同意識。因此，媒體對西進的報導再現，不僅參雜著全球資本體系中心（中國）與邊陲（臺灣）的問題，也彰顯臺灣面對人才流失而面臨國族焦慮與抵抗的特殊性。
中國挾帶優勢的資金在運動場域的運作，與臺港中三地影視產業局勢的變遷有異曲同工之處，近二十年臺港皆出現影視人員以及幕後製作團隊西進中國發展的現象。然而，時常出現在螢幕面前的藝人則更容易受到放大檢視，而使得三地的國族認同衝突易於透過藝人本身的國族認同爭議表現出來。
傳播學者弗盧（Terry Flew）分析中國影視產業行銷對全球NICL結構的影響，他指出過去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與西方文化產品的輸出國在近二十年來逐漸轉變。配合「走出去」的政策方向，中國政府大力扶持作為「軟實力」的媒體產業與創意產業，意圖成為全球重要文化輸出國。弗盧指出中國試圖增加國際競爭力的兩條路徑，首先在「全球在地化」的策略，試圖將他國影視產品「山寨」為具有創意的中國貨，例如《我是歌手》、《美國好聲音》，中國在購買格式版權後重製重錄，除了受到國內觀眾熱烈歡迎外，也輸出到臺灣等周邊國家。第二則是透過「軟實力」的展現，尤其是二○一○年以後中國媒體產業開始尋求與西方媒體巨亨合作拍攝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包括《鋼鐵人3》（Iron Man 3）、《變形金剛4：滅絕時代》（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玩命關頭7》（Fast & Furious 7）、《功夫熊貓3》（Kung Fu Panda 3）等，不僅替中國媒體產業創造利潤，且更能夠將中國的正面形象鑲嵌到全球熱門電影的輸出鏈結。弗盧不斷地強調中國政府在中國影視文化產業輸出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推手，其影視產業的運作與政府的意志互為表裡。
上述相關文獻提供本研究一個宏觀的視野，在觀察臺港藝人認同爭議事件的中國國族主義特徵，應將這個議題放在全球資本、文化產業與國族意識流動的宏觀架構下。然而，由於臺港中特殊的國族認同情結，則導致三地跨國資本與文化產業的流通更為複雜。因此透過杜蓋伊等人提出的文化迴圈理論，從再現、認同、生產、消費、規範觀察國族主義的文化迴圈樣貌，將提供本研究更細緻地分析資本、文化產業與國族主義之間的互動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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