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跟中國間的貿易戰打打停停,給2019年世界經濟平添烏雲,升高全球經濟大幅下滑的展望。他行事作風善變又誇張,使情況雪上加霜。但美中貿易戰只是症狀,病根由來已久,比川普走回頭路的貿易政策淵源更深。
今日存在於世界兩大經濟強國之間的僵局,源自於我稱之為「超全球主義」(hyper-globalism)的瑕疵典範。依循那種典範,全球經濟的優先性被視為凌駕於國內經濟。根據這種國際體系模式,一國必須儘可能對外國貿易和投資開放國內經濟,無論此舉會對本國成長策略或社會模式造成什麼後果。
這需要各國經濟模式--管理本國市場的規定--顯著趨於一致才行。否則,各國法規和標準不同 ,必然將妨礙進入市場,用貿易經濟學家和律師的語言來說,就是「非關稅貿易壁壘」。大陸獲准加入WTO的前提,是假定大陸將成為類似西方模式的市場經濟體。
不過,這顯然尚未發生。在此同時,在美國及其他許多先進經濟體,超全球主義導致一些社區飽受工作外移和進口湧入打擊,從而形成了本土主義政治煽動者崛起的沃土。美國貿易政策一直都為企業和金融業利益量身打造,肥了集團,卻瘦了中產階級荷包。現在顯然需要新的貿易論述-認定全球化是國家富強的一種方式,但全球化並非目的。
所幸,競逐美國總統大位的民主黨籍候選人,都已提出好的構想,作為建構新貿易體系的基礎。其中最佳的當屬參議員華倫的貿易計畫,以廣大社會利益為依歸,徹底重塑貿易政策。
大致而言,當今進口關稅已相當低。貿易談判代表大部分時間不是花在辯論進口關稅或其他「邊界障礙」,而是花在磋商「境內障礙」,諸如智財權規定、醫療法規、產業政策。瞄準這些領域的貿易協議,固然可增進國際貿易與投資,但也更侵犯到國內社會契約。國內稅務和監管政策受拘束,維護本國社會及勞工標準的能力遭壓縮。製藥和金融等大型跨國企業為進軍外國市場,忽略勞工或中產階級需求,也就不足為奇。
華倫貿易計畫的關鍵原則,是在美國簽署深度整合協議前,先立下先決條件。任何一國想與美國磋商貿易協議,必須先承認並落實國際認可的勞工標準與人權,也必須是巴黎氣候協定及反貪腐與反避稅國際公約的締約國。在勞工和環境方面,美國自己也未達部分條件,華倫已承諾矯正這些缺點。
這個方式大幅優於現行做法,也就是假設貿易協議簽署後,貿易夥伴會提升自我標準。實際上 ,勞工和環境附屬協議其效不彰。要確保這類議題獲得重視,唯一途徑就是只跟已致力落實高標準的國家簽貿易協議。再者,也應移除或減弱貿易協議中一些有害元素。華倫提議取消「投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允許外國企業控告政府。她也尋求限縮智慧財產壟斷權的適用範圍,確保不會逼迫另一國延長處方藥的專屬保護期。
貿易磋商的透明性也須大幅提升。目前貿易協議草案在交付國會表決前,大致祕而不宣。華倫提議草案須開放公眾檢視、評論,以免壯大企業遊說勢力,產生不平衡的協議。華倫也準備加諸「邊界碳調適」(BCA),確保完全支付碳社會成本的國內公司,不會因外國公司不用支付,而居於劣勢。而貿易協議的評估,不應只依據評估對全國的影響,也得考量對地方造成什麼後果。華倫主張,在區域、勞工、消費者和鄉村諮詢委員會都點頭後,才送交國會批准。
針對多邊貿易體制改革議題,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歐洛克提議更新WTO協議,以解決諸如匯率操縱等新議題、採行可落實的勞工標準、修訂爭端解決程序,並讓「永續發展」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一個明顯目標。
穩健、持久的世界貿易體制,終究會是「經濟上可和平共存」的體制,能夠讓不同的經濟制度並肩共榮,而不是被迫削足適履,遵照跨國企業偏好的一體適用模式。(作者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學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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